从近期律师行业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实践的现实来看,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人工智能和组织体系是配套的,人工智能会塑造组织体系,消除无组织、个体化的形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趋势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形势,我认为律师行业团队组织化、系统化、技术化作业形态会成为常态,会逐步淘汰以个体工商户为核心的传统作业形态。
近年律师行业随着规模化的发展,律师行业人数继续剧增是未来的大趋势;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律师人数剧增的背景下,公司化、团队组织化形态的律所/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的效率,让团队分工更加科学,让团队作业形态更加具有生命力,从而更加增强公司化、团队组织形态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的竞争力;相反的是,绝大部分传统个体工商户形态的律师对于人工智能持冷淡或者谈定的态度,从组织形态上看个体律师群体很多只有一个人,即使几个人传统作坊的作业形态,其本身不具有与人工智能相匹配的组织体系/结构体系。
我们的(仅指中国大陆地区)律师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入门容易做精难的行业,新入行的律师的律师证和老律师的律师证是一样的,在法律地位上也没有规定老律师的地位比新律师高,很多新律师自认为拿到律师证后就认为和其他老律师完全平等,在法律上大家确实都是平等的。任何行业都是有经验这个维度评价指标的,经验虽然看不到,但是有经验的律师和没有经验的律师这种区别是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的;经验丰富的老律师本身是非常难得的(这里经验丰富的老律师指的是一直在做业务做案件的律师,只是挂证没有开展业务的律师不属于),律师执业过程处理的每一个法律案件或者项目对于律师而言都是一段修行甚至可以说犹如“渡劫”,在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中介入不同的因果、经历不同的故事、挑战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难题,很多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被动退出或者主动退出了这个行业,能够长期执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走的人越来越多,留下的尤显珍贵。在团队组织形态中,一般都是这些有经验的老律师担任律师团队的负责人或者核心管理层。
对于律师行业而言,展业过程中的合作模式和团队管理文化的传承是必要的,那些被长期实践检验符合长远的、整体利益的传统恰是行业良性发展的基石。现代律师和律所制度是舶来品,以1983年新中国成立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肇始,大陆律师行业在风云变幻的四十余年里紧贴时代不断演进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价值观和行业生态。但相较于西方律师行业,律所文化传承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近些年律师行业快速规模化发展,大量非法学专业新律师进入行业传帮带没跟上,这也是导致律师行业整体职业化不足的深刻原因之一。关于律师行业中律师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一些红圈所和规模大所已经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业体系文化,已经形成了“客户归属”、“案源归属”、“主办律师”、“承办律师”、“协办律师”、“项目秘书”等职业化分工体系,也形成了“接办分离”、“绩点制”等一套合作管理机制以及利益分配机制。我认为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合作模式、利益分配机制是我们律师行业四十年探索出的宝贵经验和成果,帮助我们律师行业摆脱个体作坊、“小农经济模式”的传统作业形态,可以说是正是这套机制解放了我们律师行业的生产力,并引导行业走向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
律师行业在团队作业模式和个体作坊模式中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能给予客户以后者难以比拟的确定性。这种能够在各种风险和突发情况下依然稳定的确定性来源于团队作业模式下的团队统筹、分工、梯队、风险控制等措施和机制。一个小组出现问题或者困难另一个小组随时可以补位,团队成员之间互相合作也互相依赖。在个体作坊模式下,也许某位律师非常能干,但倘若出现使其未能尽职于业务的风险因素,则往往缺乏基于团队结构的系统性支援。
对客户而言,一旦委托给小作坊模式的个体律师或者团队,其所冀望的业务被持续高质量关注和稳定可靠的进度管理只能寄托在律师能保持高度的职业素养加上相当程度的运气眷顾上。
相较之下,律师团队作业模式下成本显然会高很多,项目负责人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指挥官,为了统筹全局对结果负责会要求台账、报表等各项数据以及做各项管理措施,甚至需要专人担任项目秘书,这些工作在没有突发事件时看上去往往显得低效、徒增成本,但正是基于案件记录,及时集中汇报和业务进程中的方向会、细节会、复盘会等系统和结构化方法,为案件稳定、高质量办理提供制度性保障。而人工智能的出现,通过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团队组织管理的成本,增强团队组织协作的能力,会让律师行业的团队作业模式越来越有竞争力。
何栋民系深圳市中立法律服务社理事长,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逐梦律师学院院长,中国执业律师、中国香港注册外地律师(RFL);广东省涉外律师先锋人才、深圳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中国香港法治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仲裁员、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青岛仲裁委员会(青岛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株洲仲裁委员会涉外仲裁员、中国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法律顾问、深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大学校友总会理事及法学院副会长、深圳海外联谊会理事、深圳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深圳市公安局少年警营特邀教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