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律所管理实践以及观察反复印证一个朴素却沉重的真相:从“朋友、同学、校友等一起搞个所、不需要协议说好了就行、钱都打过来”的“人和”起步,三年、五年分别一个门槛,问题集中爆发。没有合作协议,没有权利义务边界,多少贡献看自觉,年底分钱靠感觉,最终要么倒闭,要么一地鸡毛,要么涅槃重生: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关系,而是一套能被接受并执行的组织体系化的体系,具体包括培训成长体系、考核体系、利益分配体系、风险承担体系等等。

律师行业最大的优点是“人”,而发展最大的弊端也是“人”。人和性极强,资本难以单纯驱动;个体差异极端,平均数毫无参考意义,同一本律师证,有人一年创收千万甚至两千万,有人十万都做不到;同样的执业资格,职业素养可以天差地别。这种分化,让任何试图用人情或平均主义维系的管理,最终都会在“有人做事、有人不做事、贡献无法衡量、利益如何分配”的现实中崩裂。

一、经济关系是第一纽带:正视律所作为营利性法人的本质

从事律师行业,必须正视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律师之间首先是合作关系,是经济关系。大家一起搭建律所平台、分担成本、共享利润,按约定承担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友谊可以在合作中生长,甚至产生更深的情感,但那是结果,不是前提。只有正视这一点,组织才能稳固。

现实中,许多律所仍停留在“菜市场摊位”模式:律师交管理费、领名片、占卡座,业务是个人的,客户是个人的,品牌是个人的。平台式律所对部分高度依赖个人口碑的自然人客户业务有其合理性,但它无法解决传承、风险兜底、专业化分工与规模效应。当案件需要前端获客、中端交付、后端售后协作时,纯个体模式立刻捉襟见肘。

靠制度说话,才是法治而非人治。一个经济体,要多少面积、多少物料、业务量对应关系、利润测算、行政与运营人员配置——这些才是正常可持续运营的经济体应有的样子。利益分配、考核体系是表象,最核心的是组织化本身。

(笔者拍摄于中国香港法院粉岭法院大楼二楼,中国香港法院帮助律师“引流”)

二、自由散漫的劣根性:行业最大的特征与最大的障碍

律师行业最大的劣根性,是自由散漫主义,是不服管,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想法,多数人骨子里抗拒组织约束。平台式律所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交摊位费,其余与你无关”的心理。许多律师换所频繁,两三年一换,对任何律所都没有感情,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个体工商户。

这种心态有历史与现实根源:中国律师行业起步晚,第一批老律师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习惯了旧的执业习惯;专业训练长期缺乏组织生活与议事规则教育;个人利益计算往往短视。比如,近期对社保缴费的抵触,对组织生活的敷衍,本质都是同一种逻辑——只要眼前,不愿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长期机制付出、以及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

更深层的问题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律师行业几乎没有生效,律师排斥权责清晰的治理结构。合伙人身份常被理解为“对外可以说我是合伙人”,而不是“必须参与会议、执行决策、承担相应责任”。政策讨论时不参与、不反对,执行时却质疑“为什么没跟我商量”。这种“不拒绝、不执行”的状态,是组织化最大的敌人。

客户管理、案件管理、专业管理,三者缺一不可。前端负责案源,中端负责交付,后端负责售后,必须有清晰分工。然而律师行业的分工协作往往一团糟,所以我们看到师徒制形成怪圈:老律师永远只带刚毕业没几年的助理,助理一独立就离开,知识与客户难以沉淀。团队合作不会,组织化管理更不会—这是行业最急需改变的。

三、组织化:突破个体局限的唯一路径

组织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套完整体系:明确的规则体系、利益分配机制、考核体系、培训与知识沉淀体系、品牌与交付标准。它还需要一群真正接受这些规则与文化的人。制度可以抄,但人无法复制。筛选价值观同频、愿意在组织框架内发挥价值的人,是组织建设中最艰难也最核心的工作。

我观察,以及实现真正组织化的现代化律所,比例可能只有10%到15%%。它们有完整的晋升机制,能实现传承;有可复制的交付标准,品牌不再依赖某一个律师;有愿意协作而非凡事亲力亲为的律师群体。金杜等公司化探索,以及外资所的晋升体系,已经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多数律所仍停留在“几个熟人搞个所一起盖章、出事就换所”的状态,风险最终往往由国家或协会兜底——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

组织化的内涵远不止“几个人喝几杯酒”。它是治理机制,它借鉴国家治理与公司结构的智慧——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功能分工、系统配置。每个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承担什么、该享受什么;只有这样,50人、100人的团队才能有序运转。

四、全球趋势与人工智能:组织化成为不可逆的大势

放眼全球,律师行业正从传统合伙制向更制度化、更资本化、更组织化形态深刻调整。大型律所的合伙制已难以支撑全球跨时区运营与重技术投入。市场正在分化:高风险复杂业务向顶级人才集中,流程密集工作向技术赋能的平台与AI原生所倾斜。客户端明确要求价值定价、效率透明,而非单纯按小时计费。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这一进程,并放大组织与个体的能力鸿沟。文档审查、法律研究、合同分析、初稿起草,AI已实现显著效率提升。客户要求律所展示AI能力与成本节约。大型所有能力投入数亿美元自建平台、建立统一数据资产与知识库、实施全所培训与规范。个体律师或松散平台虽可使用通用工具,却难以积累专有数据、形成团队复用、承担持续迭代成本。AI原生律所与技术驱动平台的崛起进一步证明:技术必须与组织设计、利益机制、交付标准深度绑定,才能转化为真正竞争力。

计费模式因此承压,固定费用、订阅制、价值定价加速探索。这要求重新设计成本结构、激励体系与人才模型——从“靠人海战术赚小时”转向“靠流程与判断创造价值”。AI素养与变革管理能力,已成为最关键的能力缺口。那些能把AI转化为组织能力的律所,将在效率与高端业务上同时受益;那些仍停留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所,则可能在基础业务被压缩、高端业务被分流的双重压力下边缘化。

人工智能会促进律师行业的组织化建设。个体工商户式的运作模式,无法发挥AI的规模效应与知识复用价值。组织化、系统化,才是释放每个人更大价值、应对大趋势的唯一出路。

五、组织化的生命力,终将在人工智能与全球化的浪潮中愈发彰显

律师行业仍处于发展与革新的区间。平台制、合伙制、公司化等各种探索并存,没有单一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已经清晰:以经济关系为纽带、以现代治理机制为骨架、以价值观同频的人为主体、以系统化规则为运行逻辑、以技术与数据为杠杆的组织化律所,才是能够穿越周期、应对全球竞争、承担社会责任、并真正实现专业化与规模化的形态。

组织化不是终极目的,而是释放每个人更大价值的前提。在组织形态下,市场型律师与专业型律师可以各展所长;年轻律师可以有清晰的成长路径;风险可以有制度性兜底;品牌与数据可以真正沉淀;人工智能的规模效应才能被充分释放。

组织化的生命力,终将在人工智能与全球化的浪潮中愈发彰显。

何栋民系深圳市中立法律服务社理事长、深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执业律师、香港注册外地律师(RFL);全省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法学会颁发);广东省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深圳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香港法治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深圳市律师协会前海合作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仲裁员、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青岛仲裁委员会(青岛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株洲仲裁委员会涉外仲裁员、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法律顾问、深圳大学校友总会理事及法学院副会长、深圳海外联谊会理事、深圳市破产署个人破产债务人清偿能力评估专家、深圳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深圳市公安局少年警营特邀教官等。